審判中心觀，又稱“審判中心主義”，就是整個刑事訴訟過程都應以審判為中心，所有司法機關和法律人員都應以審判為目的，為審判服務。審判中心觀的本質就是樹立審判的權威，保持控辯雙方的地位平等、權利對等。在刑事訴訟中，證據制度對于平穩控辯力量有著積極的作用，故而嚴格依據審判中心觀完善規范證據制度，自是應有之義。
　　在證據法中體現審判中心觀，其實就是在證據制度的設置中，充分體現審判中心的精神，并通過證據規則的具體實施，確認審判的權威地位，保障司法的公正。筆者認為，審判中心觀對刑事證據制度的要求，主要體現為兩點：其一，明確證據收集的唯一目的是審判，在證據的實體內容和程序方面都應充分考慮法庭審判的要求；其二，確認審判在證據的審查判斷中的決定性作用，所有證據都必須在庭審中由控、辯雙方提出，并經過參加訴訟各方的質證，才可確認其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反之，未經庭審各方質證的證據，均不得在判決中采信。
　　從總的方面講，我國的刑事證據制度逐步得到了完善。但是，仍有一些亟待改進之處，主要的有：
　　一、堅持直接言詞原則，要求證人出庭作證。確立審判中心觀，要求全部證據都要在法庭審判過程中進行展示，并經過控辯雙方的質證，才可在判決中予以采信。就證人證言而言，審判中心觀的確立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直接言詞原則，即所有的證人都應出庭作證，未經法庭質證的證言不得采信。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證人應當出庭作證”，但司法實踐中證人的出庭率卻極低。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我國法律上缺乏一套完備的證人出庭作證規則有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證人有作證的義務，但卻沒有明確規定證人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為完善證人出庭作證規則，提高證人出庭作證率，法律應具體規定證人不出庭作證的法律后果，以國家強制力來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并詳細列舉允許證人不出庭作證的例外情況，由法院決定是否準許。如果在未得到準許的情況下，證人擅自不出庭作證，其證言不可采信，并且本人要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還應完善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建立一套有效保護證人及其親屬安全的法律機制，如獲得國家經濟補償的權利，作證時的豁免權等，建立適合國情的證人特權規則。　　
　　二、擴大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建立證據的交換和開示制度，確保控辯雙方的地位平等。在刑事訴訟中，雖然舉證責任全部歸于控訴方，辯護方不負舉證責任，立法賦予了控辯雙方在庭審中基本均等的提出證據權、發問權、質證權，但控辯雙方力量嚴重失衡，辯護方很難與控訴方真正抗衡。為增強辯護方的力量，真正實現控辯職能的對抗，必須賦予辯護方證據收集權、證據調查請求權、全面的閱卷權，設置證據的交換和開示程序。
　　（1）擴大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確立“審判中心觀”，要求控辯雙方地位平等、權利對等。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控方明顯處于優勢，而辯方則相對處于弱勢，尤其在訴訟權利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等現象，其中調查取證權方面的不平等最為突出。充分的調查取證權是保證律師履行辯護職責的根本保障。《刑事訴訟法》第45條對公、檢、法三機關的調查取證權作了明文規定，并且賦予這種調查取證權一定的強制性，但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作了嚴格限制。《刑事訴訟法》第37條的規定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由此可知，辯護律師不僅沒有強制性的調查取證權，而且他們的取證活動都必須經過相關人員的同意，這就極大地限制了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的充分行使，使刑事辯護流于形式，不利于控辯雙方在平等基礎上的力量制衡，無法有效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并最終影響到判決的公正性。因此說，擴大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刻不容緩。
　　（2）建立證據的交換和開示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第一審案件的庭審方式上作了重大調整，增加了抗辯式色彩。新的庭審方式要求律師在庭審前，必須全面掌握案件的事實和證據情況，這就要求律師享有完全的閱卷權。但是，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律師的閱卷權并沒有得到切實的立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