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之辨析

（一）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概念

2019年11月8日《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紀要》第十二條規定：關于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處理 會議認為，近年來，在民間借貸、P2P等融資活動中，與涉嫌詐騙、合同詐騙、票據詐騙、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犯罪有關的民商事案件的數量有所增加，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在審理案件時，應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及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等規定，處理好民刑交叉案件之間的程序關系。”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為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經常交織在一起形成民刑交叉案件，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從表面上好像無法分辨出兩者的區別，但由于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處理模式截然不同，最終承擔責任方式不一樣。這種外表看似相同或相似的糾紛，卻因不同的處理思路導致結果千差萬別。故，非常有必要厘清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界限，只有劃清兩者的界限才能公正司法。當然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并不是涇渭分明，這就導致在處理上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目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解決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規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等，對于處理民刑交叉案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些規定明確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不同的處理途徑，但到底如何界定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這些規定卻是無能為力。一旦混淆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則“差之一厘謬之萬里”。故，最關鍵還是要界定到底屬于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

所謂經濟糾紛，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因人身和財產權益發生的權利沖突，當事人可以自愿選擇和解、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保護其合法權益。[1]當前社會市場經濟發達，經濟往來頻繁，每時每刻都在產生大量的糾紛。雖然糾紛性質很難辨識，但畢竟是發生在民商事領域的違約或者侵權等行為，即使導致財產或者人身權利損害，雙方當事人秉承合作共贏、誠實信用的善意進行交往，完全可以采取自行救濟或者提起民事訴訟維權解決。糾紛發生在民商事領域內給相對人或者特定人權益造成一定損害，若并未對市場經濟體系及市場經濟秩序造成破壞，更沒有妨害國家對正常市場管理的，故在解決糾紛時就沒有必要站在社會防衛的高度對待糾紛，自然也就屬于經濟糾紛。

所謂經濟犯罪，只是相對于傳統財產犯罪而言，傳統財產犯罪側重于保護靜態的財產所有權，主要在計劃經濟社會中更為多見。而新型經濟運行體系下，經濟運行本身具有動態性，經濟犯罪主要是在商品的生產、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中衍生的犯罪。一般認為經濟犯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經濟犯罪是指刑法分則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而廣義經濟犯罪除了刑法分則第3章外，還包括與財產、經濟利益相關的其他犯罪，比如刑法分則第5章侵犯財產罪、刑法分則第8章規定的貪污賄賂犯罪，以及其他各章規定的某些與侵害財產、經濟利益有關的犯罪，如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賭博罪、開設賭場罪、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制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牟利）等。

當前多數觀點將經濟犯罪界定為刑法分則第3章破壞社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即狹義經濟犯罪。之所以采納狹義上經濟犯罪概念，主要在于人們關注到經濟犯罪是對經濟運作正常秩序的破壞性及其程度的嚴重性。德國林德曼教授等早在1932年在給經濟犯罪命名時就曾經認為，經濟犯罪是“一種侵害國家整體及其重要部門和制度的可罰性行為。”[2]經濟犯罪主要是對整個經濟運行制度層面的危害，而不僅僅造成某個特定人或單位財產的損失。經濟犯罪伴隨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在特定時期推行的經濟政策或者改革措施在促進經濟改革、推動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常會伴隨新的經濟犯罪形態出現。經濟犯罪是在經濟往來過程中發生，有別于傳統的自然犯，屬于典型的法定犯。自然犯具有明確的反社會、反倫理特征，故對于自然犯可以輕易掌握其特征和辨析其行為。而法定犯并不具有明顯、直觀的反倫理性和反社會性，只是國家將某種違背經濟運行的行為規定為刑事犯罪，故經濟犯罪首先表現為觸犯行政法律法規或經濟法律法規，這種違反行政法律和經濟法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往往具有很大的隱蔽性。經濟犯罪因為發生在經濟領域，故具有極大的迷惑性，一旦危害性爆發，會對整體經濟和社會制度及財產利益造成災難性的破壞，比如涉眾型經濟犯罪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組織罪等等，這些經濟犯罪最初都不是以犯罪姿態出現，而是以正常合法經營為幌子，甚至以正規公司為掩護，在經濟往來中大肆危害社會。

雖然在理論上好像能夠將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界限厘清，但鑒于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外觀很像，僅僅通過表象卻又無法分清，故實踐中一旦發生經濟領域糾紛，因為民事訴訟程序繁瑣、缺乏強制力等特點導致行為人更加青睞于采取刑事手段來解決糾紛。到底糾紛的性質該如何界定，這就必須剖析糾紛形成的內部原因，考量糾紛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對市場經濟體系的破壞程度，采取謹慎態度對糾紛進行甄別，這樣才可能準確對糾紛進行定性。

（二）主觀動機與主觀目的對認定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作用

1、動機與犯罪動機

所謂動機，是指驅使和維持個體活動，使活動按一定方向（目的）進行，以達到滿足某種需要的一種心理活動。簡言之，動機就是推動人進行活動的內心起因。人的需要是動機產生的基礎。當個體意識到某種需要時，心理上會就會呈現出一種緊張狀態，從而激發起行為動機，亦即產生與滿足這些需要相關的活動力，導致有目標行為。而一旦需要滿足之后，心理上的緊張狀態就消除了，人們常常處在滿足某一種需要，又產生新的需要的發展過程中。需要在外部條件轉化為行為動機的過程中起著中介作用，沒有需要這一中介，外部條件與內心動機之間就缺乏必然的直接聯系。

故，動機是深藏于人的內心深處，根本無法通過外在的客觀感知，單純的動機只是人的本能需要，并無所謂好與壞、是與非、善與惡的辨別和評價。

既然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滿足一定的需要而引起，引起或者推動人去實施某種行為或從事某種活動以滿足一定需要的內心沖動或意念是動機，但因為人本能需要導致產生動機，即使是正常的需要，也會成為滋生犯罪動機的基礎，故為了滿足本能的需要，有人選擇反社會的手段來滿足需要，比如因為太餓去偷搶等。

按照馬克昌教授的觀點，犯罪動機是一種特殊內容的動機，是驅使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以達到一定犯罪目的的內心起因和意識沖動。上面談到，動機只是人的本能需要而已，動機本身為所謂好與壞，但犯罪動機就不同了，那些不正常的、被歪曲的，或者臆造出來的需要是產生犯罪動機的基礎。犯罪動機是促使形成實施犯罪目的，行為人在主觀內心深處為了實施犯罪而產生某種需要，一旦產生犯罪動機則下一步就是激起行為人實施危害社會的原始動力，而且一旦犯罪動機激發之后，隨著需要的增加犯罪動機就要表現出來。但犯罪動機與犯罪行為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有時候一個犯罪動機可能導致行為人實施多個犯罪行為。需要說明一旦動機轉變為犯罪動機，則往往可以通過行為人所實施的反社會行為（犯罪行為）體現出來。故，有人主張犯罪動機應該成為犯罪構成的要件，即使不是必備要件，也可以成為犯罪構成的選擇要件，成為個別目的犯的必備構成要件。筆者認為，作為犯罪構成必備要件，必須可以直接決定罪與非罪的要件，而犯罪動機畢竟是深藏在人內心的欲望，在我國不懲罰“思想犯”的原則下，犯罪動機是不能作為犯罪構成必備要件。但不可忽視的是犯罪動機已經是在主觀惡性支配下具有社會危害性，而且該社會危害性不僅是表現在行為人主觀惡性之上，而且在行為上呈現出反社會的不法行為，故犯罪動機理論上應該具有可罰性。

2、目的與犯罪目的

目的，通常是指行為主體根據自身的需要，借助意識、觀念的中介作用預先設想的行為目標和結果。人因為有需要而產生動機，而需要是有對象的，人們總是通過自己的行為或者活動取得或創造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目的。目的是行為人的實踐活動的起點和歸屬，它是主觀與客觀、觀念與現實的統一。作為實踐活動的起點，它是以觀念形態存在于人的頭腦中行為的結果，作為實踐的歸屬，則是這種結果的實現。

目的是動機的外在表現，如果說動機深藏于人的內心深處難以捉摸和感知，則目的已經外化為實實在在的外在表現，不但可以通過現實的外在行為認定，更可以根據行為人的行為體現出來。目的是基于動機形成的，目的只有一個，但動機可以多種多樣，相同的目的可以由不同的動機引發。因為動機是人們本能需要刺激引發，比如人因為饑餓需要而產生了要吃飯的動機，吃飯的動機產生之后，就需要將需要得以滿足，而此時吃飯動機并無所謂好與壞，可以通過勞動獲得報酬而滿足吃飯的動機。當然如果動機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饑餓吃飯，而是將吃飯的單純動機演變成為了吃飯的犯罪動機，則直接會產生反社會的目的，進而采取盜竊、搶劫等方式獲得錢財滿足吃飯所需。

所謂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觀上通過實施犯罪行為達到某種危害結果的希望或者追求。[5]張明楷教授認為：“目的（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觀上通過犯罪行為所希望達到的結果（不限于法益侵害結果，包括犯罪行為所形成的狀態等），即以觀念形態預先存在于犯罪人大腦中的犯罪行為所預期達到的機關。”[6]既然犯罪動機已經外化為行為人對于危害后果的希望或者追求，由此可以看出犯罪目的和犯罪結果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犯罪目的是以觀念形態預先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中的犯罪行為所預期達到的機關，但絕對不能將犯罪目的和犯罪結果混淆。犯罪目的不是結果本身，結果是客觀現實，目的是說明思維的過程的主觀事實，實現目的會伴隨著結果的產生，只有產生犯罪結果之后才會達到目的。犯罪目的又是由犯罪動機所激發，犯罪動機是刺激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以達到犯罪目的的內心起因，只有實現了犯罪目的，才能真正解決犯罪動機所面臨的人本能的需要，故犯罪目的是由犯罪動機激發，犯罪目的是實現犯罪動機的主觀意愿，犯罪結果又是犯罪目的的直接產物。

3、探討目的與動機對認定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價值

以上探討了動機、犯罪動機，目的和犯罪目的，我們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單單從客觀表現（危害后果）上看，行為人到底是在正常動機和目的支配下形成，還是在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形成，其實非常難以區分。因為客觀表現（危害后果）往往表現的特征一致，比如司法機關偵辦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件，最初行為人正常經營實體產業，因為資金緊張開始向民間借貸，按照《民法典》之規定，自然人之間民間借貸是合法的，不但沒有限制借貸的對象，更沒有限制借貸的金額，即使規定了利率上限，而約定高于法定利率并不能認定為犯罪，只是法律不支持高額利率而已。所以，單從這個角度上分析，民間借貸應該受到法律保護。但一旦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借款釀成群體性事件后，正常民間借貸就可能要變性，偵查機關很容易將其定性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且往往是在先認定犯罪后再去總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四個特征，即“非法性、盈利性、公開性、社會性”。其實這四個特征本來就是民間借貸的固有特征，將其全部照搬到犯罪上完美無缺，于是就好像產生了這樣一種認識：民間借貸本身就是犯罪行為，只是資金鏈沒有斷裂而沒有啟動刑事追訴而已。

類似的現象比比皆是。其實這是嚴重混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界限。到底問題出在哪里，為什么資金鏈斷裂好像成為入罪的必備要件呢？表面上資金鏈斷裂是入罪的必備要件，而背后卻是司法機關對于群體性事件的處置策略，為了化解矛盾，避免矛盾激化，一旦釀成群體性事件，在客觀上社會危害性劇增，于是從客觀結果上來認定經經濟行為的性質，至于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即動機和目的根本沒有作為入罪的考慮的因素。

故筆者認為，對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界定時不能只著眼于外在的客觀表現（危害后果），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絕對不能忽視，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直接決定著社會危害性大小，決定著事件的性質，注定著罪與非罪。

既然動機和目的是支配人行動的內在動力和外在欲望，尤其是目的可以外化為可以感知和判斷的具體行為。如果行為人最初得到錢財的動機和目的僅僅是通過民間借貸，這本身是合法行為，即使資金鏈斷裂也不能因無法償還借款而承擔刑事責任，不能僅僅因為資金鏈斷裂就將案件定性為犯罪。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必須要從行為人的動機和目的入手，通過剖析行為人內心最深處的動因，才能更好地去對案件定性。鑒于目的和動機屬于行為人主觀意識的內容不好把握也不便把握，但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足以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大小，尤其是犯罪目的不僅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而且還支配著行為人的行動方向，進而決定行為的性質。故，在界定經濟領域糾紛時，要通過現象看本質，要分析行為人的外在行為是否在犯罪目的和犯罪動機的支配之下。如果行為人的外在行為根本無法體現出反社會性、反倫理性及惡意損害他人利益的主觀惡性，而是完全合乎市場規則，符合正常人的認知，這樣的行為就不是在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支配下實施的行為，即使該行為最終損害他人利益，也因為該行為缺乏犯罪主觀要件而無法認定為刑事犯罪。故，行為人將借貸資金投資到合法房地產項目正常生產經營之中，因為市場原因導致資金血本無歸而無法償還給出借人，這種情況下絕對不能倒推出行為人的民間借貸行為違反刑法第186條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同樣道理，在騙取貸款案件中經常有這樣的現象，貸款必須要用資產提供擔保，但銀行放貸還要看企業的流水，企業由于經營不規范并未有將全部流水走單位賬戶，導致企業貸款就需要將流水做大，此時銀行工作人員也配合企業做大流水。其實銀行真正放貸并不是基于企業流水狀況，而是基于抵押物。在企業經營不善無法償還貸款時，銀行完全可以啟動民事追償程序拍賣資產等，這就是典型的經濟糾紛。究其原因就是借款人的行為并不是在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支配下進行，而是用自己的抵押物向銀行借款，虛假的流水并不是欺騙銀行放貸的關鍵。雖然虛增流水違背市場經濟誠實信用原則，但這并不是在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支配下的行為，也只能算做是一種“善意的欺騙”，該欺騙行為不足以達到犯罪的程度。

綜上，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對于區分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沒有搞清楚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之前，絕對不能僅僅以產生危害結果而將經濟糾紛定性為刑事犯罪。

二、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司法認定——著眼于社會危害性與罪刑法定原則

（一）社會危害性特征在經濟犯罪中的評價

1、犯罪的概念與特征

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犯罪的概念重點強調犯罪是社會危害性和法律屬性的統一，犯罪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犯罪是危害社會的行為，即具有危害社會的屬性，簡稱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是危害社會的行為，但危害社會的行為并不都是犯罪，違法行為程度不同、性質不同，導致的后果也不同。故，到底多大程度的社會危害性才能達到犯罪，理論上并沒有明確界定。傳統觀點認為，嚴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所謂本質特征是表明此事物區別于彼事物的根本特征。既然嚴重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當然一般違法行為也具有社會危害性，只是一般社會危害性屬于一般違法而不是犯罪而已。犯罪和一般違法之間存在本質區別，其實該區別就在于社會危害性不同。為了從理論上將社會危害性解釋清楚，有人提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應該是“嚴重”限定，此處增加“嚴重”二字目的是與一般違法社會危害性區分開來。但嚴重到什么程度才是犯罪，仍舊不好把握。其實刑法理論并沒有解釋清楚犯罪嚴重社會危害性，相反又陷入無限循環之中，即“犯罪必須具備嚴重社會危害性；嚴重社會危害性才是犯罪”。

故，社會危害性只是犯罪的社會屬性，只要是犯罪，必定對法益造成侵害，必定對社會關系破壞，將社會危害性作為犯罪的社會屬性，對于缺乏社會危害性或者社會危害性不大的，刑法第13條“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劉艷紅教授結合實踐提出“形式入罪、實質出罪”的觀點，也是圍繞社會危害性大小和有無來判斷罪與非罪。

鑒于社會危害性具有抽象化，故刑法刑法第13條規定犯罪概念時，力爭明確具體規定“一切……，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既然構成犯罪，必須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其實犯罪概念中已經將社會危害性進行限定，即社會危害性必須要達到依照法律應該到刑罰處罰。如果按照法律規定不應該受到刑罰處罰，即使受到民商法否定評價或者是行政處罰的，只是承擔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顯然不屬于刑事責任，自然也就不構成犯罪，故這是從法律角度對社會危害性進行限定。為了更好地規范社會危害性，我國刑法對部分犯罪構成條件明確規定，比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虛開發票罪，是指虛開發票100份以上或者虛開金額累計在40萬元以上等。這樣通過刑法或者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上，社會危害性只要沒有達到刑法上標準，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也就不認定為是犯罪。故，“依法應受懲罰性，與社會危害性一樣，都是犯罪的本質特征。”

2、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司法認定

所謂嚴重社會危害性，在筆者看來是一個非常虛的標準，“一百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知識、經驗、教育和經歷等不同，直接決定著對事物的觀點和看法。發生糾紛造成的后果能否達到犯罪的程度，實踐中首先考慮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是危害行為對法益侵害的力度和強度。如果危害行為并沒有對法益造成侵害，則就無法認定具有社會危害性，自然也就不必歸入犯罪范疇。但犯罪所要求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實踐中又該如何認定呢？

第一、司法解釋明確將嚴重社會危害性外化為立案標準

為了規范司法機關辦案，2008年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公安機關管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其中“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 第十六條到第三十條”規定了經濟犯罪具體罪名的立案標準。2017年最高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的補充規定》、2010年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其中“二、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案 第二條到第八十三條”規定經濟犯罪具體罪名立案標準；2011年最高檢、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的補充規定》，上述四個司法解釋，將經濟犯罪具體罪名的立案標準進行明確。

既然司法解釋明確經濟犯罪罪名的立案標準，在判斷經濟糾紛時一旦造成危害后果達到司法解釋的立案標準，好像就可以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比如，有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生產和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5萬以上，按照刑法第140條和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第16條第1款的規定，行為人就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法律將立案標準界定為銷售金額為5萬元以上，如果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數額尚未達到5萬元，就證明社會危害性不大，屬于行政違法，由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處罰。另外，犯罪情節也可以作為立案標準的，比如某企業未經法定金融部門許可，公然向社會高息攬儲，導致不特定多數人前來投資。依據刑法第186條及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28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追訴：（四）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五）其他擾亂金融秩序情節嚴重的情形”。上述兩項立案標準不是依據數額，而是依據犯罪情節。

故，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好像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界限很明顯，只要符合立案追訴標準，就按照經濟犯罪處理；凡是沒有達到立案追訴標準，則按照經濟糾紛處理。這種看似能夠明確區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方式其實并不完全正確。因為司法實踐中處理經濟領域糾紛時司法機關往往首先推定是有罪的，然后再用經濟犯罪立案追訴標準去核對，立案標準反而成為出罪的條件。這種“唯結果論”的辦案方式，不但屬于“客觀歸罪”，而且嚴重違背認定犯罪邏輯和路徑，屬于典型的有罪推定。這種長期形成的辦案思路導致立案追訴標準不是入罪的條件，相反成為出罪條件，結果很容易將經濟糾紛上升為經濟犯罪。

第二、嚴重社會危害性復合型評價

司法解釋規定經濟犯罪立案標準，不管按照數額還是按照情節等作為立案追訴條件，都是單單站在客觀角度進行評價的。危害行為是否具有刑罰可罰性，單單依據立案標準是不夠的，立案標準的單一性導致存在客觀歸罪之嫌。立案追訴的前提是構成犯罪，而認定犯罪構成又是刑法法定的，并不單單是客觀危害后果（客觀要件），認定犯罪需要考量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態度。鑒于主觀心態態度深藏于行為人的內心深處不好把握，所以在具體辦案中容易采取簡單粗暴的定案方式，直接用立案標準來套，其實這只是對犯罪社會危害性進行了片面的評價，草率認為達到立案標準就構成犯罪，對社會危害性程度缺乏多角度、多樣化的綜合評價，就是混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根源和最深層原因。

經濟犯罪首先是經濟糾紛，經濟糾紛是發生在經濟往來中。當前市場經濟發展日臻完善，國力增強、人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經濟往來頻繁，交易數額比較大。在互聯網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互聯網金融涉及交易數額、交易規模、交易方式等遠遠超過傳統市場經濟的規模。如果僅僅依據數額或者情節來定案，大量經濟糾紛很容易被錯誤認為是犯罪。認定犯罪需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需要嚴格按照犯罪構成以及定罪邏輯進行。糾紛發生后呈現出來的是危害后果，司法機關對案件定性時更多依賴危害后果，更加習慣于從結果倒推行為人的主觀心理，這樣就會導致認定犯罪的邏輯思路顛倒。其實人的主觀心理對于社會危害性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要想客觀、公正地評價社會危害性，就必須要綜合考慮社會危害性成因，分析社會危害性形成的背景，分析危害結果是客觀原因導致還是主觀故意為之。

按照何秉松教授的觀點，社會危害性并非是犯罪特有的屬性，其他違法行為和不道德的行為也具有社會危害性，僅僅依據社會危害性是無法把握犯罪和其他非犯罪事物的本質區別，故不能說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屬性。所以，在認定社會危害性時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意思，重點考察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之際行為人的主觀態度是什么？是故意、過失，還是不可抗力？主觀惡性雖然屬于主觀要件范疇但必須作為影響社會危害性的因素進行考察，并將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放在同一個范疇和視野下分析評價，只有將行為人的主觀意識融合到社會危害性中才能真正把握社會危害性是否達到犯罪社會危害性。行為人的主觀意識是由動機和目的所支配，只有行為人的動機和目的已經演變為犯罪動機和犯罪目的，才能導致社會危害程度加分，才能大大提高社會危害性的嚴重程度，這也是認定犯罪時必須堅持主觀客觀相統一的基本要求。

綜上，對于社會危害性考察不能僅僅看客觀標準，也要考察主觀心理態度，這樣才能更加準確社會危害性程度。

（二）罪刑法定原則在處理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作用

1、罪刑法定原則概念與淵源

罪刑法定原則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我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罪刑法定原則起源于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簽署的大憲章第39條的規定，該規定奠定了“適當法律程序”的思想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最初的思想淵源是三權分立與心理強制說。三權分立思想要求由立法機關制定刑法，由司法機關適用刑法；心理強制說要求事先明文規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從而促使人們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以免實施犯罪行為。我國刑法上一般認為罪刑法定思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或者說是民主與自由。因為罪刑法定原則要保障人權、保障自由，故其核心就是要限制權力，限制公權力對于刑罰權的濫用。故，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禁止習慣法、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絕對不確定性、禁止處罰不當罰行為、禁止不均衡、殘暴的刑罰等，要求刑法規定明確、具體、易操作等。

罪刑法定原則不僅對立法提出很高的要求，而且在司法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謂法治社會就是良法善治，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訂的良好法律。”所以，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自然要制訂良好。刑法制定上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要運用一切立法技術，將刑法制定明確、具體、易執行，這樣避免司法上出現混亂和困境。目前我國刑法理論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立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我國刑法從1997年修訂之后，陸續出臺11個修正案，對于刑罰結構調整、罪名增刪、量刑情節取舍等更加的科學化、規范化，我國刑法目前已經不再是一部懲罰法律，更多變成一部管理社會的工具，對于構建和諧社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當然，刑法的制定始終堅持罪刑法定原則，不但在立法上貫徹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而且在每一次的刑法修訂后解讀時都是重審罪刑法定原則，導致罪刑法定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罪刑法定原則已經徹底去除為司法機關賦能增權的痕跡，成為了限制刑罰權濫用的法寶和武器。

2、罪刑法定原則的理念與刑事政策

雖然罪刑法定原則對于保障人權、保證無罪的人不受追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罪刑法定原則畢竟是一個原則，而原則又是深藏于法律條文背后，在刑法適用時有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很少運用罪刑法定原則指導辦案。相反國家在不同時期出臺刑事政策卻成為指導司法機關辦案的重要綱領。因為刑事政策靈活多變性，對于防衛社會、打擊犯罪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故不同時期國家會出臺不同的刑事政策，比如十八大開始嚴厲懲處貪污腐敗，于是國家出臺政策是“打老虎，拍蒼蠅”；隨著貪污腐敗被重拳遏制之后，我國開始為其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于是國家出臺政策是“打財斷血、打傘破網”；隨時黑惡勢力被嚴厲鎮壓打擊之后，我國針對政法隊伍進行整頓，于是國家出臺政策“刀刃向內、刮骨療毒，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所以，在司法實踐中罪刑法定原則往往極少被提及，甚至被遺忘和束之高閣，相反刑事政策往往成為司法的風向標。

當前市場經濟發達，社會處于轉型期，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同時我國處于百年之大變局，世事變化多端，政策調整迅速，市場瞬息萬變，尤其是經濟領域的矛盾更是呈現疑難性、復雜性和多發性。刑事政策的多變性不能遮蓋罪刑法定理念的光芒，當前國家在經濟領域內的立法非常活躍，尤其在刑事立法上對經濟領域的規制明顯增加，罪行法定原則對立法和司法都提出很高的要求，要求在確立經濟犯罪時理念上必須樹立罪刑法定原則，不能主觀擅斷和客觀歸罪。

3、罪刑法定原則對經濟犯罪司法認定的影響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定化，并不等同于罪刑法定原則的實現化，要展現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基礎、實現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還需要刑法理論工作者與司法工作人員付出巨大的努力。[8]雖然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基本原則明確規定在刑法之上，但真正將罪刑法定原則運用到具體的犯罪構成理論之中，要求司法人員要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的含義，在經濟糾紛發生之后，到底是否構成犯罪必須嚴格按照刑法規定，絕對不能因為刑法上規定不明就采取類推方式來對經濟糾紛定性為刑事犯罪，這是嚴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則產生的動因就是防止司法擅斷、限制司法權，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訴。尤其是將市場經濟糾紛上升為犯罪時不但要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更好考慮市場自行調節機制；如果市場解決機制失靈，導致糾紛無法解決，才能考慮動用刑事手段。動用刑事手段之前必須要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指導辦案，絕不能采取有罪推定思路先立案偵查再去尋找罪名，這樣就相當于將罪刑法定原則架空，罪刑法定原則最終成為了濫用刑法的借口。

雖然刑法上明確規定某種行為屬于犯罪，但經濟領域糾紛的復雜性，導致司法人員將刑法條文和具體案情相結合時因所處環境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政策不同產生一定的困難。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絕對不能因為出現危害后果就相當然認為符合刑法犯罪要件，就認定符合定罪的大前提，而是嚴格按照罪刑法定原則來審查定罪的大前提。同樣認定小前提時要注意具體情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司法機關論證構成犯罪的結論必須最后形成，必須要先考慮出罪，最終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去認定犯罪，進而立案偵查。如果顛倒定罪的順序，決不能先立案偵查再從刑法上找相應罪名，這顯然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一、刑事立法的積極性與司法的消極性的關系

（一）經濟領域刑事立法積極擴張的原因分析

1、社會管理需要

李斯特認為，刑法的司法意義在于“法律的平等適用和保障個體自由免受利維坦的干涉”，因為罪刑法定原則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籬，故對于市場經濟中的違法現象不能隨意加以調整和規制。同時市場經濟領域的違法現場層出不窮，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后果往往很大，民事追償和行政手段有時無濟于事，有必要用刑事手段進行規制。從2005年至今，我國共頒布七個刑法修正案（不包括前四個修正案），其中涉及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條文達到37條，占七個刑法修正案匯總全部分則條文總數的35%，其中入罪條文數與出罪條文數相比，呈壓倒式趨勢，足見經濟刑法立法整體趨嚴，刑事經濟立法呈現擴張趨勢。雖然有人評價我國刑法對經濟領域存在過度犯罪化的情形，但出于社會管理的需要，刑法不能一直作為防止社會損害的最后手段，而是應該積極參與到調整和治理社會之中。就如付立慶教授所說：“刑法介入社會生活也應該更加積極一些，采納積極主義刑法觀。積極主義刑法觀既與社會發展的情勢變化相關聯，也部分得到了立法實踐的印證，還和刑法謙抑性原則不沖突。”[9]因為積極刑法觀在經濟領域的體現，使得經濟刑事立法呈現出密繁之勢，也使得刑法呈現出以自由與人權為核心的保障法轉向單純的社會控制手段的發展趨勢。

積極刑法觀在經濟刑法領域體現，導致整個社會趨向對經濟犯罪加大立法力度，于是容易形成一種錯覺：國家對經濟領域的違法犯罪要重點打擊，將本來屬于經濟糾紛上升為刑事犯罪，這為刑法插手經濟糾紛尋找借口順理成章，也為司法機關大力打擊經濟犯罪找到法律依據。

2、社會轉型期新問題層出不窮

20世紀80年代，我國啟動以市場經濟改革為主導的社會轉型進程，為確保新型經濟體制平穩建立，國家推進包括經濟刑法在內的法律體系建設，作為安全刑法導向的秩序法益觀已移植于經濟刑法立法體系構建之中，經濟刑法成為我國刑法修正的重點領域。20世紀末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得到有效確立，秩序法益觀導向并未因市場經濟體制的全面轉型成功而得到適當的調整和變革。同時，在經濟體制轉型中因政策和法律界限相對比較模糊，導致市場經濟行為長期存在合法、非法和灰色地帶。所謂灰色地帶就是人們常說的“打擦邊球”。出現法律空白的原因一是立法滯后而政策靈活多變，二是社會需要發展。尤其“打擦邊球”行為經常發生在經濟轉型的新興領域，對深化市場自由、促進制度創新，具有非常積極的推進作用。比如從2010年左右在全國興起的互聯網金融，導致p2P網貸業務迅速發展，隨后幾年p2p憑借著信貸模式，早期資金端和資產端用戶都獲得收益，互聯網金融一時成為全國經濟創新的新模式，網絡借貸平臺開始在全國盛行。到2013年和2014年互聯網快速發展，網貸業務迅速膨脹，大量資金流入P2P模式中。因為新興產業野蠻生長，導致監管不到位，結果在2013年前后就出現網絡借貸平臺暴雷，當然此時暴雷企業大都是打著互聯網金融行使線下理財的詐騙平臺，雖然部分資產實力雄厚，擁有真正網貸循環借貸模式的網絡金融平臺仍舊在經營，但到2016年前后因為政策陸續收緊，之前呼聲很高為網絡金融平臺辦理金融牌照計劃徹底泡湯。隨著大量網絡金融平臺暴雷，到了2018年國家將P2P納入銀監會監管范疇，2019年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聯合發布《關于加強P2P網貸領域征信體系建設的通知》，支持P2P網貸機構接入征信體系。因為互聯網金融的野蠻發展，存在大量的不規范操作之處，一旦國家進行嚴厲監管，根本無法正常經營下去。于是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聯合發布《關于做好網貸機構分類處置和風險防范工作的意見》：將堅持以機構退出為主要工作方向，除個別嚴格合規的運營機構外，其他機構能夠退出的，盡量退出，能關停的盡量關停。最終全國P2P網貸平臺全部限期退出，當然不能自行退出的，可能就要被按照刑事犯罪打擊了。

上述所提p2p網貸金融只是經濟轉型過程中一個例證而已，“窺一斑而見全豹”，在整個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型經濟模式，就拿P2P網貸平臺來講，如果僅僅從經濟政策上去規制，根本無法達到監管和引導的效果，最終還是采取刑事手段對網貸平臺進行開刀，比如易租寶、小牛資本、優易網、里外貸等，最終都被用刑事手段終結了性命。因為新型犯罪不斷出現，刑事立法上新增罪名、加大打擊力度，比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最高刑從有期徒刑10年提高到有期徒刑15年。同時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妨害藥品管理罪，將生產、銷售假藥罪修改為生產、銷售、提供假藥罪；將生產、銷售、劣藥罪修改為生產、銷售、提供劣藥罪；將欺詐發行股票、證券罪修改為欺詐發行證券罪，都是經濟領域加大刑罰的例證。

故，經濟刑法立法活躍，證明市場經濟體制轉型快，市場活躍導致新問題層出不窮，我國刑事立法針對經濟領域罪名增加以及懲罰力度加大，無形中彰顯出我國對經濟領域犯罪懲罰的決心。

（二）經濟領域刑事司法的消極性剖析

1、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

無罪推定原則根源于保護無辜者權利的理念，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石，沒有充分確鑿的證據證實有罪，應推定為無罪。無罪推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希臘人認為“若一個人未經審判或定罪被處死是一種暴行。”[10]無罪推定原則作為一種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普遍認為是由貝卡利亞提出的，在其傳世名作《論犯罪與刑罰》中提出無罪推定的理論：“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他的公共保護。”[11]無罪推定正式被寫入成文法，最早是在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聯合國大會在1966年12月16日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2款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

我國刑事司法領域認定犯罪主觀思路和標準表現在刑事訴訟法立法上如下：1979年《刑事訴訟法》采納“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到底是有罪推定還是無罪推定，根本沒有明確。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能確定有罪。”對于該條規定有人認為是我國無罪推定原則體現，但筆者認為該條只是強調人民法院的審判權，根本不是無罪推定原則，該規定也和無罪推定理念存在區別。2012年《刑事訴訟法》仍舊沒有將無罪推定原則寫入刑事訴訟法，但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總則；2018年《刑事訴訟法》增加認罪認罰制度，需要強調的是在沒有將無罪推定原則寫入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情況下增加認罪認罰制度，其實存在加重“有罪推定”之嫌。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相反在第120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案件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這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的義務，即不但沒有賦予其沉默權，而且必須如實供述與案件相關的案情，同時在認罪認罰制度感召下，司法機關的辦案理念是讓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人自愿認罪認罰，通過從輕處理交換其自愿認罪，很顯然是加深了司法機關有罪推定理念。

綜上，我國并未真正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相反在辦案理念上更多傾向于有罪推定，在這樣司法理念指導下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成為常態，很多經濟糾紛直接上升為經濟犯罪。再加上我國刑法修訂動向是經濟領域立法不斷強化，加大對經濟領域危害行為懲罰，不管從秩序法益觀還是防衛社會角度都顯得非常有必要。刑事司法領域并未將無罪推定理念真正貫徹到每個司法人員頭腦中，相反有罪推定理念趨向抬頭，結果導致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交織，刑民交叉案件增多，處理刑民交叉案件時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現象明顯。

筆者認為，越是在刑事立法呈現出擴張趨勢的情況下，越要慎重區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避免在刑法上規定了經濟犯罪罪名，就對經濟糾紛按照犯罪思維去考慮。比如，上面提到的互聯網金融P2P網貸平臺，在該互聯網金融模式啟動之初，國家都是大力支持，但在P2P網絡模式具體運營過程中確實存在“形成資金池”、“暴力催收”、“貸方和借方不能一一對應”“發虛假標”“自融”等諸多違法行為。當然上述不當行為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罪名。但絕對不能將表面上符合刑法就簡單上升為犯罪，畢竟經濟體制轉型期間出現的新型經濟運作模式，運作不規范只是經濟領域的創新。不能因為刑法在經濟領域立法活躍就相當然認為國家要加大刑事打擊力度，更多的還是需要考慮經濟糾紛發生的環境以及造成危害后果等。

雖然我國尚未確立無罪推定原則，但司法機關在處理經濟糾紛的過程中絕對不能按照暴力犯罪的偵辦思路進行，必須要加強無罪推定原則內涵的學習，真正樹立無罪推定理念，將經濟糾紛首先放在經濟視野解決，刑事手段不要輕易插手經濟糾紛，越是刑事立法呈現擴張趨勢，刑事司法就越應該樹立無罪推定原則，消極司法。

2、保護民營企業產權要求

民營企業目前對社會貢獻很大，習近平主席在民營座談會上講話提到，即“概括起來說，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2018年習近平主席接見知名民營企業家，肯定民營企業作出的巨大貢獻，提出加強對民營企業保護。

基于對民營企業產權保護，司法部出臺《關于充分發揮職能為民營企業發展營造良好按照環境的意見》，最高檢與工商聯共同出臺《關于建立健全檢察機關與工商聯溝通聯系機制的意見》（簡稱保護民營企業13條）,最高檢出臺《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充分履行檢察職能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關于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營造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的法治環境支持企業家創新創業的通知》等規定。隨著疫情的爆發，最高檢又出臺《關于依法保障和服務疫情防控常態化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服務保障“六穩”“六保”的意見》。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先后出臺《關于依法平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切實加強產權司法保護的意見》、《關于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的通知》等文件，加大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妥善審理各類涉民營企業案件，依法甄別糾正張文中案等一批涉產權冤錯案件，促進增強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感和干事創業信心，發布依法平等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財產安全十大典型案例，對于加強民營企業保護切實作出了很多能夠實施的策略。

當前民營企業成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經濟糾紛大都是涉及民營企業的糾紛，按照上述政策要求，在對待經濟糾紛上一定要堅持保護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原則，真正落實“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違法犯罪行為不能輕易立案偵查”，并切實貫徹“少捕慎訴”的思路，處理經濟領域經濟必須要高站位，切實按照保障民營企業產權的角度來對待經濟糾紛，這樣就可以避免將經濟糾紛錯誤認定為經濟犯罪。對于經濟糾紛要慎用刑事手段，刑事司法必須體現出被動性。

3、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

市場經濟時法治經濟，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進行運營經濟體系。市場經濟鼓勵正當競爭，只有競爭才能實現市場經濟主體的優勝劣汰，才能保證市場經濟的營利性。有競爭就容易出現糾紛，經濟糾紛最初是基于市場主體競爭而產生。在解決經濟糾紛時采取行政手段或者民事手段就可以將違法行為遏制和打擊。由于市場經濟領域競爭環境惡化，導致市場主體在競爭實施了危害性更大的手段和行為，行政手段和民商事手段已經無法制止這些危害行為，只能由刑法出面解決。如果刑法不出面解決和制止惡意競爭的行為，可能直接破壞市場經濟體制，顛覆多年建立起來的市場誠信體系。

故，法律必須成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引航員，要成為調控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管理手段。刑事立法的擴張趨勢，體現了國家對破壞市場經濟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國家加大對經濟領域刑事立法并不是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遏制，而是為了保護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用最嚴厲的刑罰手段懲罰破壞性最大的危害行為。所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樹立正確的理念，刑法在經濟領域內立法擴張，加大打擊破壞市場經濟領域的犯罪行為。但在認定經濟犯罪時必須要認真甄別，千萬不能將合法經營的企業或者經濟糾紛當成犯罪處理，這樣不但打擊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還會破壞市場經濟的信用和體系。刑事法律作為管理和保護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管理法，刑事司法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打擊犯罪，而是市場要求刑法擔起凈化市場環境的重任，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合法經營的市場主體，才能更好地維護市場經濟健康的發展。

4、刑法謙抑性原則的要求

刑法謙抑性概念起源于日本，日本學者平野龍一認為，刑法的謙抑性即是刑法的補充性，他提出“即使行為侵害或者威脅了他人的利益，也不必直接動用刑法，盡可能地采用其他社會管制手段才是理想狀態，只有在其他社會統制手段不充分時，才可以動用刑法，以保護他人的合法權益。”

刑法謙抑性原則一直是現代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理念，刑法的嚴厲性導致其任意適用會極大損害公民的權利，刑罰直接涉及到公民財產、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所以，刑法在適用上必須遵守謙抑性原則。刑法謙抑性原則有助于實現保障人權的法律價值追求，避免刑法的恣意性和殘酷性。

刑法因其本身嚴厲要求動用時的謙抑性，這不僅是刑法自身品格特征，更是司法實踐中辦案的指導原則。尤其在處理經濟領域糾紛時，必須高度重視經濟領域的糾紛不同于常見的社會矛盾，經濟糾紛因具有雙重或者多重的違法性而導致處理手段的多樣性和處理程序的復雜性，這要求刑法作為最后調整手段更為合適，以彰顯刑法謙抑性美德。

刑法的謙抑性并不是意味著刑法一定要作為事后法，相反在處理經濟領域的糾紛時需要掌握節奏和時機，對于明顯侵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行為，刑法必須當仁不讓、直接出擊，只有對經濟犯罪及時、嚴厲的打擊，才能避免危害后果的擴大，才能彰顯刑法的價值。

結語：法律的生命在于實踐。再完美的法律也需要司法人員來執行，再完美的制度也離不開司法人員的具體操作。刑法最具有威懾力和恐怖感，必須要將其威力施加于犯罪之上，更要罰當其罪。當前我國市場經濟對司法機關提出很高的要求，市場主體都在極力維護自己合法利益，面對紛繁復雜經濟領域的糾紛，司法機關必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準確評價社會危害程度，牢固樹立保護民營企業的原則，秉承刑法的謙抑美德，盡量尋找替代性處理方式，只有到迫不得已再動用刑罰。市場經濟的事情最好交給市場調控解決，市場調節配置是市場經濟的真正含義，只有市場合理、自發調控才能真正、徹底預防犯罪，刑法作為外在的治理手段，千萬不能給市場經濟帶來負面效應，畢竟過度、多余的刑罰都是一種“惡”。

文/李世清